“风口”上的雪乡,还能回到从前的淳朴吗?

几天前,一篇《雪乡的雪再白也掩盖不掉纯黑的人心!别再去雪乡了!》的网帖引发了众多关注,文章作者讲述了自己到雪乡旅游遭遇的订好客房被要求退换等不公行为,随后,许多曾到过雪乡有过不愉快经历的游客也评论、转发,使这一讨论不断扩大。


目前,涉事商家已经遭到处罚,管理部门也已表态将加强管控。从事件中可以看到,尽管近几年游人如织,但雪乡的旅游环境距离游客们的期待还有距离,其口碑和形象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在雪乡的百度百科界面,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宣传点除了得天独厚的雪景,还有“淳朴的雪乡人”“民风淳朴”“淳朴的伐木工人生活”。事实上,不仅雪乡,几乎所有乡村或边疆地区都会打上“民风淳朴”的标签,但一旦旅游业真的在这些地区兴盛发展起来,游客们看到的却往往是商业化太重和急功近利。为何会如此?这种局面如何扭转?

 

今天的这篇文章,作者谈的是旅游发展对相对闭塞的乡村社会关系的影响。不无想象的“淳朴”属于前现代的社会关系,但当旅游业带来了大量的外来游客,它也就难以为继。正因如此,我们现在应该希冀的并不是所谓淳朴民风,而是规范和秩序。



撰文  |  李妍


十几年前的另一番景象


此次事件引发的讨论大都是不愉快的经历和负面的评价,但如果将时间倒转到雪乡知名度不如现在的十年前,游人们的印象却并非如此。


我看到网友回忆说,自己2004年第一次去,“山民纯朴的你都不好意思住,住一晚10块,吃一天一人十元,酸菜白肉,炒山珍,大棒骨等等,主食、自酿小酒免费,天堂”,但2014年再去,体验已经完全不一样。


它让我好奇,真的是这样吗?还是特别的个例?如果果真如此,为什么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当地居民和商户给游客的印象会出现天壤之别?

 

我找到了几位在多年前就有雪乡旅游经历的“驴友”,他们给了我类似的反馈。有从2003年开始,前后去了三十次雪乡的黑龙江当地旅游爱好者表示,当年的雪乡“特别好”,价格便宜,人很热情;有在2007年和2010年前后去过两次雪乡的摄影爱好者回忆,第一次在大雪乡地区“雪谷”(非“中国雪乡”核心区双峰林场)的居住经历至今仍让她难忘,“早餐特别丰盛,临走了还要让带上两个鸡蛋,我们都不好意思”,但到2010年再去,在雪乡吃饭的体验就变成了“很贵”,而且“吃不饱”“不好吃”。


这十几年的时间,雪乡旅游业经历的是爆炸式的增长。搜索官方资料可以得知,雪乡作为旅游风景区的总体规划开始于1999年。雪乡的第一家民营家庭旅馆“雪乡第一家”,同样创办于这一年。而根据公开的统计数据,从1999到2016, “运营十八年间,雪乡由最初的年接待千余人到2016年66.8万人次”。

 

摄影家王福春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雪乡。“中国雪乡”原为“双峰林场”,雪乡之名正是来自王福春对当年在此拍摄的雪景照片的命名。王福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感慨,雪乡的变化太大了。


类似的发展速度不唯雪乡所独有。中国旅游业的兴盛同样也是在这十几年,而各有特点的乡镇、村落是旅游资源的重要部分,从东北的雪乡到江南的周庄,从黄山的宏村到喀纳斯的诺瓦村……都早已成为旅游攻略中“不得不去”的所在。但村镇虽美,毕竟条件有限,迅猛的发展同时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对当地承载能力的考验。


当接待外来游客的人次已经达到本地人口的几百上千倍,它也就意味着一个曾经封闭、单纯、仅有百余户人家的村落,原有的社会关系必然发生彻底的改变。即便是用直观的感性化判断,也能想象,当地的居民不可能像当年接待“稀客”般的摄影师那样,去对待每一位游客。如何应对潮水般的人流,当地的人们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心理上,都未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经济


原本的村庄乡镇,通常住户不多且相对稳定,外来人口很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总结中国式熟人社会,说: “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冶出来的结果。”因为“知根知底”,当地人之间很容易彼此信任。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交际方式来自共同的传统和礼俗,有效的惩罚机制是熟人之间的舆论约束。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增多,中国正在发生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人际交往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多讨论,但通常关注的是大城市。可是像雪乡、宏村、西递、周庄这些著名旅游村镇所经历的,其实是更为集中而剧烈的转型。


《旅游和旅行社会学》
作者:罗贝尔・朗卡尔

译者:陈立春

版本:商务印书馆 1998年


在这些村镇,原本居民们交往最多的对象都是自己的亲属、邻居、同事,他们维持着多年来稳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偶然到访的外来人虽然很新鲜,但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因此他们表现出的是一种类似于“好客”的礼俗,热情,好面子,不计得失,并不指望以此赚钱。这就是所谓“淳朴”的表现。

 

但当游客越来越多,这一切都变了。原本村镇内部的生活空间成为开放式的公共场所,本地居民接触最多的对象变成了陌生游客——这种交往实际已经成为当地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结构。陌生人之间是天然地难以建立起信任感的,仿佛本能地存在一种敌意。齐格蒙·鲍曼曾论及现代城市中的陌生人社会,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有一种将陌生人“隔离”的倾向,尽量避免精神上的接近,以此作为防御:

 

“如果地域隔离不够彻底,或者变得完全无法付诸实施,精神隔离就显得更加重要了。与陌生人打交道被减少到仅限于严格意义上的生意往来,社交接触则要避免。无论是否自觉,人们会想方设法预防或减少物理上的相邻变成精神上的接近。在这类预防努力中,最明显的就是心怀怨恨乃至于公开敌对。人们可能筑起偏见的壁垒,经验证明,再高的墙,再厚的垒,都远远比不上这来得有效。”


《社会学之思》
作者:  [英] 齐格蒙·鲍曼 
译者: 李康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7月

更何况,游客是陌生人中的陌生人,他们通常只会在当地停留一两天便离开,并且多数不会再来。这导致熟人社会中的约束机制彻底失效。而同时,由于接待游客成为整个村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巨额的利益诱惑足以改变人的道德准则,也会搅动乃至于重组本地居民内部的社会关系。

 

原本的农民、伐木工人变成了客栈老板、商贩、导游;而不能适应经商的那一部分人会被边缘化,或者直接迁走,将自己的房屋土地等转租他人来经营。一旦进入商业逻辑,精打细算、利益至上就成为一种必然。尤其是,这种转变并不会是顺风顺水的,它必然伴随着不适、冲突和利益纠葛,当旧的秩序被摧毁,新的秩序未能真正建立,就会出现转型期的动荡和危机。



“淳朴”不可信,只能期待法律与制度

 

信任对于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转相当重要,如果住个店、吃顿饭都不得不彼此猜疑和时刻设防,是非常糟糕的体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赞同,无论购买商品还是服务,贵可以接受,但“黑”绝不能容忍。

 

当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上的信任模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关系,就需要新的更制度化的信任模式。在陌生人社会中,彼此信任的风险更大,因此需要具有强制性的制约和规范,才能把人们的行为约束到可信任的框架之中。


《现代性的后果》

作者: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译者:  田禾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00年2月


这也就回到了老生常谈、无论景区管理者还是媒体都在重复的道理——需要更严格的管理和惩罚机制。只有如此,才能让陌生的游客和店家之间降低不信任感,能够进行正常的生意交往。


网络上的预订+评价机制,起到的也是同样作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选择没有预订的出行,因为预订不仅降低了行程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是一种契约的签订。网站的力量虽然有限,却仍能通过信用评价机制影响商家的行为选择。


对于原本相对封闭的村镇而言,旅游开发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城市化、现代化发展方式。相对传统的生产经营和人际关系,被旅游带入到现代经济的脉络当中,也因此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和规则。

 

有些成功的乡村旅游开发,走的是一条“捷径”——与外部企业签订合同,由后者进驻经营。比如黄山的宏村即是如此,其附近的西递,本来是村子自办企业运营,但最近几年也还是选择了与外来企业合作经营。这种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可能与村民的自治权发生一定的冲突,但仅就旅游开发而言优点是明显的,能迅速将统一的规范、现代化的服务意识带入传统的村落当中。虽然商业化无可避免,但基本可以保证旅游体验的顺畅和透明。


安徽黟县的古村落宏村。


如今的游客并非浪漫意义上的“旅行者”,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乡村同样也不必装点上“淳朴”“原生态”的想象。“人情味”的要求或许太高,但契约精神和信用机制却不应再落后于涌来的游客了。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妍;编辑:小盐。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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